她死得荒唐，跟所有绝望的人一样

生活会不断下坠直至深渊的，哪怕你没有做错什么。

她到死都不愿相信这一点。

2020年11月16日凌晨4点，一个64岁的老人在涩谷街头无人的公交车站，被人活活砸死了。

死时，全部的「财产」只有8日元（约合人民币4毛钱）。

后来人们才知道，她叫「大林三佐子」，是个流浪汉。凶手是个素不相识的中年男人。

他杀她，是嫌她「碍眼」。

一个对社会毫无威胁的弱者，像垃圾一样被扫了，以一个轻飘到荒唐的理由。

这件事轰动了全日本，大林死后，大量日本民众自发为她举办了追悼会，其中有超过一半都是与她一样的流浪者，或挣扎在流浪边缘的人。 

就在不久前，根据此事改编的电影《在公交车站直到黎明》，被《电影旬报》杂志评选为2022年日本十佳电影，相关话题也被中国网友顶上了热搜。 

为何一个流浪汉的死，能激起民众铺天盖地的愤怒与共情？

因为，「她就是我」。

01

大林这个女孩，好熟悉呀。

1956年，她出生在广岛。

普通的家庭，普通的成长，称得上闪闪发光的，是少女时期那讨人欢喜的长相和明媚的笑容。

在同学的眼中，她活泼又亲和，因为常穿一件印有米老鼠图案的T恤，大家都叫她「米奇」。

大林骄傲于她那好听的声音，梦想成为一名主播或声优，而大城市东京也自然成为了她的逐梦圣地。

在老家读大专期间，她进入了一家戏剧公司，常常参与剧团的话剧表演，还帮忙负责舞台指导和编舞。

平日里，她还做做婚礼司仪，以增加点收入。大林始终相信，只要足够努力，梦想就一定会实现。

27岁那年，大林终于来到了东京。

她没有当上主播，而是遵循了世俗的规则，结婚了。

但这段婚姻只持续了短短一年就草草收场，因为她频频遭受丈夫家暴。

回老家休整了一段时间后，大林又独自来到东京，也许是因为她那还未完成的梦。

她找了一份与计算机相关的工作，但因为专业跨度太大，再加上职场歧视，大林选择了辞职。

那一年，她30岁。在人生的黄金时代，她开始不断下坠。

中年女性就业难，是「正常现象」，等待着大林的，几乎全是出卖体力的临时工。

她做过很多种工作，最后一份，是超市的试吃推销员。

每天站七八个小时，一天的报酬8000日元（约合400人民币），在高物价的东京，这点钱只够活在温饱线上。 

一拿到工资，她马上就去交房租水电，剩下来的钱已寥寥无几。在同事的印象中，她从不与大家凑在一起吃便当，只是独自蹲在超市后门口，怕人见到她的寒酸。

饶是这样的工作，也十分不稳定，安排好的活儿常常会被取消，尽管她总是央求上司多给她排班。

与她共事了多年的同事说：「她每天都在用尽全力，勉强度日。」 

靠着有一搭没一搭的工作，大林撑到了60岁。

2016年底，彻底交不起房租的她，只能拖着简单的行李，流浪在东京街头。

更恶心的是，当你觉得生活已无路可退时，它依然有着无限的下坠空间。

疫情爆发后，超市都关门歇业，不再需要试吃推销员，大林彻底断了生活来源。

大林多么像是为生活奔波的每个人啊。

普通的出身，普通的运气，伴随着「努力就能成功」的信念长大。

也曾为梦想而奋斗，但无论多么美好的梦，都逐渐被「活着」代替。

大林总会让人想起被嫌弃的松子：「小时候，谁都觉得自己的未来闪闪发光，不是吗？」

但偏偏一步一步地，被推到了生活的边缘，你甚至说不清缘由。

有些人就是这样，明明已拼尽全力，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。

02

直到死去，大林都不像是个流浪汉。

她总是衣冠整洁，为数不多的衣物，她几乎每天都会更换。入秋之后，她会系上一条围巾，行李从没有散落在地面的时候。

露宿在公交车站时，她会等到末班车开走之后到来，亦会在头班车到站之前离开，从不影响其他乘客，也不让别人发现她这个露宿者。

她从不乞讨，从不主动与人搭话。偶有附近的居民询问她是否需要吃的，是否需要个小毯子，她总会非常礼貌地拒绝：「不用，没事的」。 

她似乎不认为自己是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，始终都坚信着，通过自己的努力，能回到正常的生活。

所以，她从不怨天尤人，工作总是充满干劲，热情地招呼小朋友们试吃。

上班也会化一些淡妆，尽量去遮掩露宿街头的疲惫。许是后来连防晒霜也买不起了，她不仅没妆可化，夏天的时候，还把整张脸都晒伤了。

她偶尔会跟家人通信，每当被问及「过得怎么样时」，她都会回答「我很好」。

寄给弟弟的小卡片上，除了简短的祝福语，还会画一个可爱的简笔画。

但自从流浪之后，她与家人彻底失去了联系，这是她最后的自尊心。

也许这就是为啥，她从未申请过政府的低保，因为按照规定，申请低保时会联系亲人。

「不想让别人知道。这是自己的错，应该自己来弥补」，每个沦落大街的人，都是羞耻而自责的，他们越沦落，越努力；越努力，越沦落。

在不断下坠的过程中，他们会亲手断绝一个个社会联系，直至最后沦为「无缘社会」中的一员，孤独地死去。

他们的挣扎与努力，不会被看见，路人只会觉得，他又脏又穷，应该很堕落吧，活该。

大林应该无数次思考过，自己的人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吧，不知道她有没有想过除了自身「不够努力」之外的别的可能。

电影借大林之口，说了这么一段话：

「我知道因为当下的政治，这个世界存在严重的不平等。但是，现在自己变成这样，还是因为我自己。」

很显然这是句自嘲，所以她又接着说：

「这个社会已经到了临界点，但是‘那群人’让社会到了临界点之后，就不管那么多，直接放开，让弱势群体认为一切都是自己的错。」 

可是，大林有什么错呢？她是个太好、太乖顺的人了不是吗？

认真生活，从不偷懒，正如‘那群人’所宣扬的「努力一定有回报」；

正能量满满，从不放弃，绝望中既不报复社会，也不咒骂他人；

沦落街头也依然是个好公民，不「影响市容」，不给任何人添麻烦；

她按照世人制定好的路，小心翼翼地走着，未曾踏错半步，未曾造次半分，可正是因为她是这样的人，社会竟容不下她这样的人，才更令人寒心，不是么？

然而，若为流浪者们立碑，‘那群人’只会写上「废物」二字，绝不会书写上自己的残忍。

谁让弱者如蚂蚁，任人拿捏。

03

这样的大林，为何会被杀？

杀害她的「吉田和人」亦是个边缘人。 

与大林不同的是，吉田家境优渥。家中世代卖酒，光在东京就拥有好几处房产。

然而，他却相当厌世。

父亲是个不折不扣的精英，他对吉田的教育严历到苛刻的地步，始终达不到父亲要求的吉田，性格逐渐扭曲。

初中毕业后，他短暂地出去工作了一段时间，但却到处格格不入，遂又缩回到父母身边。

他没有朋友，从不与人交流，远离网络的一切信息，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。

父亲去世后，吉田变得更孤僻。

他要求自己目及之处，没有一点点变化，这样他才会获得些许的安全感。

邻居家安电视天线，他和对方吵架，因为他从窗台上望去，风景变了。

邻居家装百叶窗，他也会阻止：「从我家的阳台看到的世界是我的全部了，如果风景变了，我就压力很大。」

为了保持街道上不变，他会跟母亲一起做社区的志愿者，去捡垃圾。

每天凌晨三四点，他会独自站在公寓的屋顶，俯瞰周围的一切，看到这世界依然如昨，他踏实了。

某一天，大林出现了。

她露宿的公交车站，恰好在吉田的视野范围内，凌晨又恰好是他独处的时光。

吉田觉得，世界失控了。

他曾试图用钱将大林打发走，但那个讨厌鬼却总是出现。于是，他终于忍不了，举起石头砸向了大林的头部。

五天后，他在母亲的陪同下去警局自首。他说他没想杀掉大林，只是想「让她吃点苦头」。

不久之后，吉田从他每天眺望的楼顶一跃而下，告别了这个他讨厌的世界。

倒不是说为凶手辩解，但真相的确令人绝望。

一个边缘人杀了另一个边缘人，他们都死了。

像大林这样的流浪者，依然有很多，其中最惨的是女性。已然沦为了底层，但她们还很有可能被暴力、被性侵、被迫怀孕生子，然后让下一代重复自己的命运。 

人们对这群人并不关心，正如在电影中，餐厅的剩饭宁可喂狗，也不肯施舍给穷人。

大林所坐的公交车站的椅子，如此狭窄，还有个铁扶手横在中间，别说躺下睡觉，就连坐着也只是勉强。

座椅的设计初衷，就是让流浪者们无法躺下睡觉，以免影响市容。

在街边搭帐篷更不可能，他们会被驱逐，连睡袋和被褥说不定也会被拿走。

他们不仅在吉田看来，很碍眼，对整个社会而言，他们也是未被清除的「障碍物」。

正如戴锦华所说：「贫富分化和阶层固化之外，更严峻的是一部分人被彻底放逐，他们不是过剩劳动力，他们是结构性的多余。」

是的，他们多余。

在那个窄凳上，大林迎来了300多个日出，终究倒在了下一个黎明之前。

事实上，她人生的光源，早就熄了。

04

上野千鹤子说，我们要创造一个能够让弱者也得到尊重的社会，一个让弱者可以毫无顾忌地说出「请帮帮我吧」而不必遭受冷眼的社会。

但事实上，能与弱者共情的，也只有弱者。

能理解大林被婚姻剥夺、被家暴、被职场歧视的，只有女性。

能理解她挣扎与无助的，只有与她同样无助的人。

大林为何选择栖息在公交车站，这个谜题，也只有同样流浪的女孩能解：

「和其他地方相比，这里是最明亮的地方，有人流，也有汽车经过。因为是车站，它一直都有灯亮着。大概只有这里，能让她稍微有还活着的感觉吧。」

她图的，不过是一点声响和一点光亮而已。 

（舞台上的大林，中间）

站在人生的终点看从前，这一生真是徒劳啊...

想那一年，20岁，大林是剧团里闪亮的「米奇」，她在纸上写下了这样的表演感悟：「我喜欢蓝天、白云和红樱桃！从今天开始，我每天都要保持新鲜！」

还好，那一刻的大林，看不见自己的未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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